今天这个主题，大家前面的观点我感觉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基调好像也有共识，后面口囗会长如数家珍地把技术上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她的基本用语也是延续了前面很多专家发言强调的“慎重”二字。因为是讨论，我想把自己的观点说得比较直率一点，我倾向于不用“慎重”二字，我愿意采取的表述是“积极稳妥”：首先还是要有一个“积极”取向，就是我认为现在考虑今年增发特别国债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主要考虑的，就是贯彻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三重压力明确给出的方针：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住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今年两会的经济工作部署，是在贯彻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而会后很快发现有“超预期”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压力。4月29号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地给出了加码的信号，就是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我作为研究者，比较早地就发表了这样一个“需要加码”的看法。我的基本认识依据是这样的：中央说的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一个和整个现代化推进战略紧紧相连的表述，是从短期一直看到中长期、长期，一直看到超长期，就是从“十四五”开始一直到2035十五年的时间段，其间我们当然要追求的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但同时也有领导人对中央的建议做说明的时候给出的两个递进目标。第一个是在“十四五”末期我们要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阶段性目标，这个看来还是大概率事件；第二个要推进到2035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要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如果按照一般的学者测算人口的变化，也对其他的一些情况给出假设条件，粗线％左右，我们稍微说得粗线年时间段里，最大的可能性是“十四五”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的重心最高，“十五五”要降低，“十六五”要继续降低，这是所有的经济体基数抬高以后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在一定阶段上要争取实现所谓L型转换，把中高速稳定一段时间，但是无法违背这样的一个重心逐渐降低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个人觉得大致的、粗线条地讲，“十四五”期间我们的速度重心要争取在5.5到6的区间，准备“十五五”的重心落到5-5.5或者接近5，还要准备“十六五”我们的速度重心落到5以下，或者接近或落到4.5都可能会的。今年5.5%左右的引导性目标，正适合上述合理区间的量值。
这样一个15年的考虑中，当然实质的问题还是要用我们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以结构优化来实现可持续，但是保障速度的意义同时不会忽视。在去年下半年看到三重压力这样坏因交织之后，中央就意识到我们这一段必须强调把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现在正是处在贯彻中央这样一个基本战略思维精神的过程中。这是我特别愿意强调的。所以，今年在两会以后看到的情况，超预期的基本的压力和威胁是什么？一季度只有4.8％的增长，这个4.8和年度5.5左右的速度，明显是有差距的，二季度如何？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了，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季度已经有了珠三角那边疫情的冲击，虽然没有闹得太大，但是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原来铺垫的西安等地的那一些问题，东北、郑州等地的问题，特别是到了3月中下旬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弄得整个市场和社会人心惶惶的上海疫情的严重冲击，这样中国最强劲的两个增长极以及北方都出了问题，而且上海应该说作为综合而言的第一位的增长极，它现在一地鸡毛这样一种乱象已经从经济上升到社会影响了，对于整个企业界、市场人士预期的影响，更不可忽视。这样的一种冲击在二季度会造成什么样的发酵，北京现在的问题到底怎么样？都还很难说。东北的问题因为那边的舆情反映不活跃，但是也可想而知，吉林等地的情况也是有相当负面影响的。合在一起，二季度的速度和一季度的速度相比会怎么样？最理想的是不是还是4.8或者接近5？很难超出5吧，弄不好，还会低于一季度。即使比5再高一点儿，把上半年整个的速度能拉到5的话，那么下半年要达到全年5.5左右这样一个战略思维层面年度的保障速度，必须要求多高的速度？下半年一定要达到后两个季度算在一起的6％，才能把全年拉到5.5％左右。现在看来如果政策性扩张力度不加码，这个事情是很难实现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愿意强调积极稳妥地考虑启动特别国债这样的一个调节工具。
这个调节工具怎么命名？我觉得可以再斟酌，比如可以延续抗疫特别国债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今年确实最主要的冲击是疫情冲击，并还有俄乌冲突，还有别的我们碰到的有困扰的问题，如果讲今年抗疫的形势，把两个三角加上东北，加上其他的地方，加上现在的北京，整个抗疫问题相伴随的对经济的压力影响，应该说不逊于2020年一季度武汉、湖北那个局势，这是一个抗疫特别国债名义可用的最直观的一个依据。当然，最后怎么表述，叫“抗疫特别国债”，还是叫“特别国债”，我觉得并不具有太原则性的分歧。我是建议可优先考虑称为抗疫特别国债，而后面跟着的，就是会长刚才说的，抗疫特别国债上一轮的特点，是它有多元化的对应性，它的实际的使用，要更带有综合性质和一定的灵活性。按照这样一个必要性和它的名义考虑，对应着它的功能发挥，后面我想再简单说几个自己的基本观点。
第一个，是它要不要列入赤字？我的建议是延续原来的办法，不计入赤字，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复杂化。
第二，发多少？我自己觉得一定要有综合部门在积极后面“稳妥”这两字之下，做全面的信息分析，然后确定一个具体的量值。比如说借鉴2020年的经验，按一万亿掌握是否能？这就需要在具体分析以后来做出一个建议供决策层最后拍板。
第三，这个资金对应什么样的项目？我前面已经说了可优先考虑相对多元化。首先是一定要对应到“有效投资”，这一个方面中央的意图很明显，有效投资当然就是新老基建，在实际的操作方面一定是要在项目上争取高水平，既要扩大内需，还要优化结构。其次要直接用于抗疫。抗疫对于上海，还有别的地方，包括北京，特别的这些支出要加以弥补，这跟2020年的情况就很像了，包括是不是要运用财政资金来做贴息而形成对大量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去向。还有第三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来源——是不是对汽车行业、家电行业要给予特别的支持，如果这个支持是以促销的方式，那就是补贴资金的问题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特殊的用途。我觉得至少前两个方向，是特别确切无疑的。
第四，再要说到特别国债这样的扩张措施的风险度，和后面我们的政策余地如何？中央已经用了“政策冗余度”这个概念。实质问题就是我国的广义公共部门负债空间安全区还有较大的冗余度，这是有把握的。我是觉得所谓3%的赤字率和60%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确实只是欧盟签马约的时候作为财政纪律的一个整数关口，没有特别精确的测算，也没有特别的学理依据，在实际压力之下，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不仅是欧盟成员国中的那些弱国，就是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守不住这两条线，中国没有必要把它作为金科玉律。当然我们大家可以借鉴，前些年很多的时候就是以3%赤字率这样一个关口来控制的，只有特殊情况下超出它。刚才会长也说了，实际测算的赤字率那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IMF有它的说法，很多的学者有他们的说法，我认为这个赤字率确实不要太对它较真，很大程度上这是政府的一种态度——我们一般把它总是控制在3出点儿头或者不到3，今年甚至把它放到2.8左右，还是表明政府格外的注意了防范公共部门风险这个态度，具体跟国际口径相比，一般认为肯定是高于3的，这不是太原则的问题。附带着说一下，我国的特别国债在技术处理上，惯例是已经不把它计入赤字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赤字率是展开说一下对风险控制的看法问题，按照前面我说到的沿用原来办法不计入赤字，直观上它也就不影响两会上已报出的那个赤字率的量值。
第五，再下面的一个问题，是对其他可选的政策工具怎么考虑？我认为消费券在中国特色之下，2020年一般在地方层面的实际做法，是促销性质的政府给予的补贴，是提前动用流转税给予支持，这个机制是可以用的。还有别的的，比如必要时对的一些补贴。有些人现在考虑消费券是否能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我认为可以借鉴的不是简单的按人头撒钱，而是美国的那种“coupon”，是对低中收入阶层发放，拿去以后只能换成实物而不能换成现金，这在中国来说是可以借鉴来考虑这种设计的。这些可选的其他政策工具，跟现在讨论的特别国债没有冲突，可以同时组合运用，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第六，特别国债和前面有些专家提到的激励或者结合市场的机制方面，可作何考虑？它与市场机制的对接与结合，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创新，是考虑财政资金发挥乘数效应的一个重要视角。比如说前面专家提到的，特别国债是否能拿出一部分组建中央地方的基建SPV，那是对应到所谓权益资产了，是否能积极地来对应现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又特别强调的PPP的创新——这个机制创新的大方向，我始终认为是势在必行。还有，是否也可以对接到所谓产业引导基金？这都是可以积极探索的。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该进一步总结经验，使特别国债资金的运用，做得更有乘数效应。
第七，再有一点就是前面有些专家也提到的，在“挤出效应”方面怎么看？我认为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里，应该强调挤出效应这个概念的本意，指的是挤出民间投资，而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民间不太敢投资，投资意愿很低，现在主要的预期效果，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府发债及投资安排以后，不是挤出效应，而是升温效应，它可以引导民间转变预期，预期向好以后敢投资了，整个局面过了临界点以后，中央地方的扩张可以再往下降码，降低力度，当时当然就让出空间——没有特别的必要的话，再一味强调政府的强投资，那时候才有挤出效应的问题。
